前言
身处于中国科学宣传下的大部分基督徒面对‘科学’这个话题，不乏有一种坚定的仇视感，因为他们普遍认为‘科学’代表着进化论，象征着无神论，标志着敌基督。当教科书教育基督徒‘科学就是进步，宗教就是迷信’时，基督徒会不假思索的回应道‘科学的伎俩在上帝面前只是虚无’。即使是对‘科学’态度稍微温和一点的基督徒，充其量也只是默默地鄙视罢了。虽然以上种种的对立情况发生在‘科学时代’，但是基督徒对于‘科学’以及‘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仍处于无知的状态。
其实，这种情况在中国的非基督徒中间同样严重。中国科学院李醒民教授在萨米尔·奥卡沙的著作《科学哲学》的序言中说道：“在现代社会，凡是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都多少具有一些普通的科学知识。随着大学教育的扩大和普及，具有专门科学知识的人越来越多。令人扼腕叹息的是，人们了解和把握的只是科学知识，人们窥见和注重的只是科学的物质成就。他们既不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的丰富内涵（作为知识体系、研究活动和社会建制的科学），也不把握科学的精神底蕴和文化意义，当然就更不知道如何以公允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正确看待科学了。这种无知状况不仅遍布于普通人，而且在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政府官员中也不乏其人，乃至科学共同体的诸多成员‘不识庐山真面目’”。1
李醒民教授在文中特意的备注到：‘我们的这一估计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即使在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情况也与此类似。这里有威兹德姆的言论佐证：“科学时代的任何一个人，几乎不知道科学的本性是什么。这不仅包括那些通过周刊意识到科学的人，而且包括哲学家和科学家本身在内。”’2
相同的论调也出现在丹尼斯·亚历山大的著作《重建范型：21世纪科学与信仰》这本书中，他对现代西方社会对科学的态度分析的很具体，他在引言中说道：“现代西方社会对于科学的态度深为矛盾。一方面，科学被赋予夸大的期待和过高的希望。我们幻想着一个高技术的宇宙，通过控制其能力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另一种极端是，竭力反科学的说教把科学视为我们现在所有痛苦的根源。科学家们被视为危险的好事者，尽力揭示最好不被打扰的自然的秘密，并且当他们探究人类基因组序列、揭示维持宇宙整体性的根本力量的时候充当上帝。”3
亚历山大在论到‘科学与宗教的敌对现象’时，这样描述到：“在大众文化，甚至在科学群体的一部分人中，科学经常被人们与对于宗教信仰的敌意相联系，这是令人遗憾的事。在充满乐观主义光芒的19世纪末期，很多人认为，随着科学和教育的普及，宗教信仰将会自动衰亡。
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知道这种预期是错误的。不论是福是祸，宗教信仰继续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具有突出的影响力：21世纪初，87%的人认为自己是“一种宗教的一部分”。虽然在世界上一些技术先进的地区，例如欧洲，20世纪末期对于建制宗教的信奉有所下降，而在不论依何标准都在科学方面领先于世界的美国，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宗教走向繁荣。所有证据都显示，科学和宗教将长期伴随着我们。然而，少部分表示反对的科学家坚持把科学用作攻击宗教信仰的武器。而与此同时，另一极端是，创造论发起了禁止在美国学校讲授进化论的轰轰烈烈的运动。结果出现科学与宗教的不必要的两极化。”4由此可见，中西方整体社会对科学和宗教两者的关系和概念都出现了盲目、极端、跟风的现象。归根结底，这样的盲从病态根植于对科学概念的无知和无视。众所周知，这样的现象并不能对人类在追求真理的路上起到任何积极正面的作用，相反的是让人们在面对知识大爆炸的处境中更加难以辨识真与假，虚与实。
为此，基于对真理的追求和科学概念史价值性的信念，笔者斗胆尝试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藉着对‘科学’概念的查考和探讨对此提出一些见解。笔者首先就科学的定义和概念进行有选择性地概括，毕竟想要在短短的篇幅内将科学的概念进行全面的探讨是一件蠢事；然后，简单探讨科学的概念在科学史的进程中出现变化的两个代表性因素；最后，就笔者在前言中所提及的‘科学盲’现象提出回应。
一、前世之身
假设你在一个由音乐家、美术家、思想家、普通白领组成的聚会中表明自己是科学研究工作者，那其中的大部分人可能会向你投来羡慕或者嫉妒的眼神。其中的缘由不言自明，而且这种现象对我们而言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笔者在这个例子中所要表达的是：科学似乎在音乐、美术、哲学以及其他学科领域面前总是一副拥有高人一等的合理性、一统天下的合法性的样子。具备思考力的人或许会对此有所质疑，难道‘唯科学主义’的高大面貌真的符合科学概念吗？还是说科学原有的灵魂中最美的就是谦卑地寻求真理？
（一）典型概念
有关‘科学’典型的观念，其认为科学是对大自然的探索和研究；科学是以思考大自然为出发点的一种研究方法；或者像教科书给我们的印象，即科学是对大自然和人类的观察所得到的定律、理论、方法的知识总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难以定义。丹尼斯·亚历山大说到：“科学（science）一词难以定义，这一点众所周知。该词源于拉丁文scientia，意思是‘知识’，在中世纪融入英语。那时该词与知识是同义词，然而，不久就开始指准确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5无独有偶，戴尔·拉奇兹同样认为：“这一专有词尚未有公认的标准定义。”6
不过，拉兹奇紧接着说道：“即便我们不能给某个概念下绝对的定义，我们也能对这一概念的场境与特征加以辨识，并且，即便我们不能说出所有的细节，我们往往也能很好地说出大概的意思。”7之后拉兹奇客观地说，‘首先，科学（或各门科学）是门学科。这一事实意味着，与其他事情相比，科学多少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还意味着，它具有独特的方法，讨论特定的问题，提出特别的答案，带来备存的（常常变化的）成果，以及独特的（有时也会变化的）一系列推测。’8换句话说，科学虽然是在系统且综合的对特定的问题提出特定的答案，但是这些答案却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因此科学教科书出现修订版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现代社会中较普遍且大众化的一种观念。不过，彼得·哈里森郑重地提醒我们说“我们所理解的‘科学’并没有一个可以追溯到17世纪之前的历史。”9换言之，科学的观念必定在历史中扮演过不同的角色，经历过不同的时尚。为此，我们若是要对科学概念进行认真的思考，我们必须回溯历史，探讨科学在不同时期的定义，并且要避免将现代的科学观念投射到过去。
（二）德性概念
典型观念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习惯于将科学定义为一个实践的知识系统。但若是将历史的车轮向后推进，我们会发现科学的面具是另一个样子，哈里森会说：“事实上，在公元后的1500年时间里，对自然物的研究几乎都是在人文学科中进行的，它本身是一门试图阐释词与物的含义的无所不包的诠释科学（science of interpretation）一部分。”10如果再向后推进，哈里森会说：“阿奎那指出，‘科学’是一种心灵习性或理智德性。”11这彷佛历史宫殿的门，一扇接着一扇被打开，科学概念的空间逐渐向我们开放。
与此同时，哈里森向我们这些一贯受到现代科学观影响的人带来了提醒。他说道：“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宗教和科学看成信念和实践的系统，而不是首先把它们看成个人品质。我们今天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各自的教理内容以及达到这些内容所凭借的方法。然而在阿奎那看来，‘宗教’和‘科学’首先是个人特质。我们习惯于认为德性完全属于道德领域。但是对阿奎那而言，德性被更一般地理解为一种‘习性’（habit），可以完善个体所拥有的能力。”12对于受现代文化影响较严重的普通人而言，自然而然的会将德性归类于宗教或者道德领域，并且毫不认为科学与道德有什么关系。这意味着在普通人的意识中并不存在强烈地‘科学和道德一家亲’的观念，更不用提在信仰真空的群体中谈论‘科学即德性’这样的命题是多么的苍白无力了。
大多数学者在追溯科学的含义时都会追溯到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哈里森毫不例外的论到亚里士多德说：“相信人有一些自然能力把人推向特定的目标，这种信念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一般进路有关。亚里士多德教导说，一切自然物都由朝着某些目标的内在倾向所推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目的论运动指向的是一个东西的完善或者它所属的类（species）的完善。事实上，人的自然倾向之一是朝着知识运动。正如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头名言所说：“求知是所有的人的天性。”在这种事物框架中，我们的理智能力被自然地导向了知识目的，在朝着知识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了所获得的理智德性的帮助。”13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求知’在人的理智能力追求知识运动的过程起到了引导和推动的作用，而这个运动过程所形成的习性便对理智能力提供了帮助，而这个习性就是理智德性。笔者认为，之所以说这个习性是一种理智德性，是基于这种活动的运动方向是朝着知识的完善发展的，因此，就当时的文化而言，追求‘完善’的习性就是一种德性。
在此，我们看到‘科学’的宗教面貌（即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实践）在渐渐向我们展现，毕竟‘科学’的前身确实有‘宗教’的基因。
哈里森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了‘科学’的历史。他说，‘科学的这些含义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众所周知的，它们至少持续到17世纪末。英格兰医生约翰·西库里斯在1566年写道，“科学是一种习性”，是“通过长期的学习、练习和使用而具有的一种做任何习惯事情的倾向。”托马斯·霍里奥克则在《词典》（Dictionary,1676）中定义说，“科学”严格说来是认知者的行为，其次是被认知的事物。该词条还强调，古典时期和经院哲学认为科学是“通过证明而获得的一种认知习性。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1650）把‘科学’定义为“解决任何问题的技能”，这保留了其中某些类属的、认知的含义。然而，根据阿奎那的说法，和其他理智德性一样，科学并不仅仅与理性的和思辨的考虑有关。···理智领域和道德领域有相当大的重叠。正如哲学家埃莱奥诺里·斯坦普所说，对阿奎那而言，“一切真正的理智上的卓越性——智慧、直觉和‘科学’——只有与道德上的卓越性联系在一起才是可能的。”同样，根据阿奎那的理解，道德上的过失将对理智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造成负面影响：“肉体的罪恶会导致某种应受惩罚的无知和心灵上的迟钝，而这些又妨碍了直觉和科学。”于是，‘科学’不仅是一种个人品质，而且还有显著的道德成分。”’14阿奎那在此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非机械性的科学含义，这意味着科学绝不是一个道德真空的概念，或者与道德毫无关系的技术性观念。在阿奎那看来，道德能力和科学能力同属于一个生命共同体，两者的关系不是你死我活，乃是彼此互助。而对现代人而言，两者不具有共通性，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因此，相比于阿奎那，我们把科学理解的如钢铁般冰冷。当然，这取决于现代人的世界观是否是完整且统一的，若是支离破碎甚至是虚无空洞的，科学的灵魂必定破散，剩下的只是一些连‘擎天柱’（至少有人性）都不如的机器了。
（三）学科概念
科学概念有时因着它内在逻辑与众学科的关联，以至于它的外延性和承担能力在知识家族中显得格外突出。哈里森说到：“根据一种严格定义，并且根据对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的一种标准解读，如果一些知识通过一个逻辑证明过程而被获得，那么这些知识就被认为是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的标签被扩展到许多类型的知识。中世纪对知识的经典划分，即我们现在所谓的七种‘自由技艺’（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天文、音乐、几何），当时被称为‘自由科学’。对知识领地的另一种常见划分方式源于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或思辨哲学的分类。”15
在科学的划分和方法这些范畴中也给‘科学’带来了更多的责任。阿奎那指出，‘关于七种自由科学的标准分类并未包括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自然哲学、数学和神学等学科。因此他认为，这些活动也应冠以‘科学’这个标签。’16不但如此，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相继担任牛津大学校务长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罗伯特·基尔沃比（1215-1279）在其关于科学起源的著作中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标签，确认了40种不同的科学。17
哈里森还指出，‘在1475年到1700年出版的英文书籍的目录中，我们看到了自然科学、道德科学、医学科学、外科学、逻辑科学和数学科学。对这个词更广的应用还包括会计、建筑、地理、航海、测绘、防御、音乐和法庭申诉。我们还看到一些比较陌生的著作在讨论天使科学（the science of angels）、奉承科学（the science of flattery）甚至是饮酒科学（the science of drinking,被作者戏称为‘第八种自由科学’）。在19世纪的牛津大学，‘科学’仍然指基本的哲学课程。虽然在牛津大学有一些特殊的英语用法，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science’的含义可以追溯到19世纪，从那时起，‘科学’几乎完全指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1771年《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完整的‘科学’词条是：“科学”，在哲学语境下指通过合乎规则的证明从自明而确定的原理中导出的任何学说。”曾经主要是一种个人特性的逻辑严格性，现在主要存在于相应的知识当中。’18不得不说，后期科学概念的变化和这些眼花缭乱的学科之间的交融活动有着紧密不可分的关系，知识的分类和细化或许会令科学概念一时难以承受如此众多的责任，还是说它本身就是知识家族中作为服事各种学科的管家，甚至它就是为此而存在的，天生就具备着这样的恩赐和义务，即关乎各种知识的逻辑证明活动的颜值担当。
（四）现代概念
科学的德性概念在历史的变迁中逐渐走向没落，其理智德性的消失随之而来的便是现代概念的崛起。从一般知识升级为统治知识，从逻辑上的可证明性和确定性转化为实验和观测数据积累的新科学活动，至少从它的外在发展迹象而言是这样的。大部分的学者都指出现代科学诞生于19世纪。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中不厌其烦地说，“今天的‘科学’获得了特别狭隘的含义，并且备注到“科学”一词这种现代的狭义用法，最早的事例见于默里的《新英语词典》，它的出版很晚——1867。不过，梅尔茨的《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中的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他认为，大约是在英国科学促进会成立时（1831），“科学”获得了现在的含义。”19哈耶克谈到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将‘科学’局限于自然科学和生物学科的现象，并且其对自身的要求变得更特殊的表现则是有别于一切的学问，同时具备和其他知识迥然不同的严密性与确定性。初步的胜利吸引了大批的工作者，很快便兴起了一阵模仿之风，由此就形成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它学科的专制’局面。
哈里森指出，“现代科学源于三重过程：首先是为其从业者创造了‘科学家’这种新的身份；第二是声称科学有一种独特的方法，排除了宗教与道德方面的考虑；第三，这种新科学的特征通过划定明确边界和设定对比情形——比如科学与伪科学，科学与技术，科学与人文，以及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科学与宗教——的存在而得到加强。”20
如此看来，人为的过度炒作让科学概念才产生了以下种种的现象。现代科学的概念不强调心灵的思辨习性和演绎习性，并且刻意仅仅以思辨和实验为前提进行科学推理，如此便使建立在理智德性之上的科学与其产生了对立，最后的发展伴随而来的便是道德和科学分家。科学的灵性被冷酷的抽离，以至于长久以来科学概念中所共有的宗教和道德灵魂在19世纪末被囚禁在无望堡。尽管非道德的科学概念在整个世界版图上将印上空虚的王印，但这空王冠却为其带来了空前的威望和崇拜。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在科学从原初的含义到发生转变的过程中，给我们看到现代的、系统性的‘科学’逐渐掩盖了作为心灵习性的科学观念，或者说科学的前身从理智德性的内在品质变身为方法和教理，而其中的变化缘由便显得极为重要了。
二、摄魂之术
哲学家怀特海认为人们会借助科学的模型来控制他们的环境，这样的结论是毋庸置疑的，但凡对人的劣根性稍有常识的人不会在此争议，无论是对政治环境而言，还是就经济环境而言，亦或是其他的领域。进而，‘科学’便成为了不同时代的不同人在不同的需求中使用的工具，因此，人为活动便是其中异常复杂的因素。然而，既得利益者想要光明正大且理直气壮地使用它，便要赋予它所谓‘名正言顺’的头衔。因此，在这般丰富的背景之下，‘科学’的灵魂可能在‘赐名者’的手下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自由、荣耀。事实上，科学概念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不同科学理论提倡者的影响，逐渐被人们推崇为‘客观’的本体，等同为‘理性’的尺度。似乎人们根本不会认为科学是一种对事物的诠释机制，对真理的谦卑探索，反而将科学推向‘真理’的王位。各种‘主义’无疑对科学的概念都在极大程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科学主义的改造
科学主义在‘摄魂之法’中是不容小觑的一招，这一招令‘科学概念’不可不说是致命的，成功的使其在正常的客观表现中变得失去理智，并且不受自身的控制，反而受制于人。
‘度娘’关于科学主义的定义是：‘科学主义（Scientism）又叫唯科学主义，它是一种把自然科学技术作为整个哲学的基础，并相信它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哲学观点，它把自然科学当做哲学的标准。’
它认为自然科学是人类知识的典范 ，而且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的信仰。科学主义指一种认为科学是惟一的知识、科学方法是获取知识的惟一正确方法。每一件事都应该用科学理论来解释。其他研究领域,包括哲学艺术、历史、示教、道德和社会科学,要么被同化为科学,要么就作为知识的来源被排除在外。科学主义否认这些领域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并且在许多形式中拒斥美学知识、道德知识或宗教知识的存在。科学主义的本质可以从其科学观、哲学观、价值观三方面进行探讨。在科学层面 ，科学主义概括了科学的特征 ，将科学绝对化 ；在哲学层面 ，科学主义强调形而上学的无用性 ，而只注重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 ；在价值层面 ，科学主义则将科学神圣化 ，把科学看作高于人类的本体 ，作为评判事物的依据。21
在这个定义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种思想将科学的谦卑美德抛之脑后，将其塑造为一个帝王形象，丝毫没有在意科学概念本身所具备的局限性，甚至掩盖了在科学自身的活动中无法逃避的不确定性。科学主义极具迷惑性，就连普通人对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形象也拜赐于这一绝招。
Colin Russell在其《思想的交错：科学于信仰的交接》一书中指出，科学与信仰的战争这个概念是近代人的发明，这些人盼望科学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在十九世纪末，一些科学家组织了几个小组，在赫胥黎的领导下，企图推翻基督信仰在学坛上——尤其是在圣公会中的优势。他们的目的是将社会世俗化，以自然主义——只承认物质的存在的科学主义，代替基督信仰的世界观。这些世俗化的学者了解他们实在是以宗教来代替宗教，赫胥黎曾称他的世俗思想系统为“科学主义的教会”，又称他的科学讲座为“平信徒的讲道”。22
更为讽刺的是，‘科学家’这个名词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位名叫威廉·休厄尔牧师所发明的。他当时生活在19世纪早期，然而那个时期专业化还不流行，这个牧师表面上是个‘多面体’——几乎精通一切，除了发表哲学、地质学、数学、教育、神学和潮汐运动方面的多篇论文之外，还包括写作、翻译诗歌和柏拉图作品。这位才华横溢的牧师实际上还是剑桥三一学院的院长，并且相继担任矿物学和道德哲学的教授。
休厄尔发明了已成为我们语言中的一部分的众多科学术语，比如‘物理学家’、‘阳极’、‘阴极’等。这位牧师在1834年《评论季刊》中引入‘科学家’一词，几乎是在开玩笑，后期才作为更严肃的建议。同时，虽然‘科学家’立即在美国扎根，但是经历了大概60年才在英国得到广泛接受。23
这个现象说明很多所谓的‘科学家’并不喜欢‘科学家’这个称呼，因为他们更喜欢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者‘自然主义者’，部分原因是他们发现这个词令人生厌。最终19世纪才产生‘科学家’这个职业阶层。
另外更让‘科学主义’感到尴尬的是16世纪至19世纪末的科学家更多的乃是一些教会中人士，尤其是英国乡村的牧师常以研究大自然出名，24而他们研究科学的动机乃是要荣耀创造万物的神。
‘科学主义’让人对科学的概念产生不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错误，赤裸裸的就是在自欺欺人。科学给人带来的好处使人对其的态度近乎于崇拜的地步，而加上这些鼓吹科学主义的人大肆宣传，让科学毫无知觉地认为自己超越了历史，丧心病狂的凌驾于全世界任何文化和信仰之上。
奥卡萨指出，‘科学主义’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标签，被一些哲学家用来描述他们眼中的科学崇拜——在许多知识领域发现的对于科学过于尊敬的态度。科学主义的反对者们认为，科学并不是只是探索的唯一有效形式，也不是通往知识的独一无二的优先通道。他们经常强调他们并不是反对科学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所拥有的特权地位，以及科学方法必然能够适用于每一个学科的设想。所以他们的目的不是攻击科学而是摆正它的位置——表明科学仅是同等事物中的一种，并且把其他学科从可能凌驾于它们之上的科学专制中解放出来。25
如此看来，若是说科学主义是要将科学从宗教的囚牢中解放出来，那倒不如说科学主义是要将科学乃至其他的知识都封锁在自己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科学主义者相信科学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科学的”，倒不如说他们是将自己的信念强加于科学自身，甚至将科学奉为一种宗教，而这些科学主义的宣教士有可能利用社会的高度‘点赞’获得崇高的地位之后，这些人则成为了科学主义者要打倒的教皇，随后形成的社会印象即凡夫俗子无法获得‘科学’的启示，只有科学家才具备专门知识，为人类解决重要的问题。最后，这些人则越发的使科学概念远离理智德性的含义，导致科学概念的原有面貌在现代社会中被他们搞得面目全非。
（二）实证主义的迷惑
实证主义从其‘一本正经’的形象来看好像很符合科学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人会质疑它怎么能对科学概念产生恶劣的影响呢？至少它看上去没有‘科学主义’的外表这么扎眼！不过，若是了解它的由来便可以知道它对科学概念影响或许并不亚于‘科学主义’，实际有很多学者认为实证主义在科学的传统观念中是最具影响力的，甚至哈耶克声称实证主义是十九世纪改变社会思想的两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之一。可见，实证主义对科学概念的影响必然是非同一般的。
实证主义（英语：Positivism）是一种以“实际验证”为中心的哲学思想。广义而言，任何种类的哲学体系，只要求知于经验材料的思辨，都为实证主义。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朔到英国13世纪的经验主义学者罗杰·培根。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首先用实证一词来传达事物的六项性质：真实的、有用的、确定的、正确的、有机的和相对的。实证一词可以解释作“发现是真的”。狭义而言，实证主义则指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哲学，孔德认为对现实之认识只有靠特定科学及对寻常事物的观察才能获得。26
若想正确了解这个理论的正确性，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了解这个理论的创始人以及影响他的成长背景。孔德生长于十八至十九世纪，正好赶上了科学思想发端的时代。对形而上学的怀疑、对基督信仰的敌视、对人类经验的绝对化是孔德成长的思想背景，即启蒙时代的特征。据科学史家交代，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第一代哲学家自认为是反基督信仰的，甚至他们企图提供一套可以取代基督信仰来解释一切的世界观，解决的方案就是重写西方文化历史。于是他们的信念便是：相信历史会证明启蒙运动的哲学超越其他思想，带给人类科学上的进步，历史成为科学进步的道德叙述。他们的主要策略是将以基督信仰为主流思想的中古时代，丑化为迷信和落后的形象，伏尔泰往往被认为是第一位现代的历史家27，中古时代在他的书中便是充满黑暗和无知的写照，西方文明被欺压百姓的教会和投机的神职人员所掌控，直到科学的曙光来临，科学将‘真正的哲学’从宗教和迷信的枷锁中释放出来。
不过，要说对科学最热衷的要数孔多塞，他的人生理想显得同伏尔泰一样‘伟光正’，即希望人类从蛮荒迷信的始祖进步成为启蒙时代的理性高峰28。在他的心中科学就是将人类从充满荒诞的中古教会拯救出来的英雄，并且他认为科学可以将人类的本性进行不断地改进。
因此，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处心积虑地想消灭基督信仰，夺取人心。Carl Becker在《十八世纪哲学的天城》中认为十八世纪的历史不单是伏尔泰和孔多塞，也包括休谟、孟德斯鸠和吉本，他们的著作只有一个目的，即打垮基督信仰。他们“与基督化的哲学和支持它的迷信、心胸狭窄和专制作殊死的争斗”，而历史的叙述被用作争战的武器。29事实再明显不过了，这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并非是凭着无伪的良心和客观的事实进行研究的历史学者，反而只是世俗主义的辩论家。
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就是继承了这样的思想，且在此思潮背景下创立实证主义。孔德认为所有的知识都经过三个阶段：神学的或“虚假”的时期，世界以超自然和神的作为来解释；形而上的时期，神的作为被抽象的意念和力量代替；然后实证时代，抽象的意念被自然定律所取代。实证哲学与历史论是不可分割的。30
库恩论到实证主义的科学历史时说到：“他们是以‘劝导为目的’，要教人信奉实证主义，要完全摒弃宗教和形而上学，以理性为人类思想的最高峰。”31也就是说，实证主义的科学历史不是注重叙述，而是着重教导，即宣扬理性才是真理的根源和最高标准。更可怕的是他们毫不在乎的否认理性的有限和缺陷，以及人类观察能力的软弱，并且忽略不可见却确实存在于世界中的事物。
值得讨论的是，如果所有知识必须要建立在可感知的观察之上，那科学的认知范围只能局限在可见的事物中，换言之，人类的所有知识就只能局限在可见的事物中。若果实证主义之下的科学只知道经验随之而来的知识，并且这种科学是人类获取知识唯一的途径的话，那是不是说实证主义之前的所有知识成果都是假的、虚的、无价值的？宗教和伦理的知识也就是不真实的？如果这样的学说是真的话，那么孔德的母亲便是接受了不真实的伦理知识，不科学的良知常识，所以孔德完全可能成为臭水沟里的弃婴，甚至连怜悯这样的宗教美德都不能有任何存在价值的话，而这弃婴成为乌鸦的食物也是理所应当的了。
幸庆的是，孔德受惠于他口中的实证主义之外的人伦知识，才可以生龙活虎的高谈阔论。因此，实证主义的倒台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它的错误显而易见。正如拉兹奇所言：“实证主义最大失败在于其基本的实证主义原则，意义的可证实标准。该原则至少在三个不同方面行不通。首先，它不是对所谓的有意义的科学的东西进行描述。比如，我们不能靠实验认定自然是统一的，而那一原理显然也不能被分析出来。但这样的统一性却是科学检验的前提。离开这一前提，科学检验就毫无意义。其次，当涉及到其它特定例子时，可证实原则就派不上用场。比如，在经验主义检验下，道义是无形的。我们不能用经验主义方式去检验谋杀的错误与罪恶，但如果一些实证主义者所声称的这样的原则是无意义的认知则无论在哲学上或伦理上都会招致民愤。最后，意义的可证实标准是自相矛盾的。意义的可证实标准本身能得到经验主义的检验吗？显然不能。这根本就不是经验主义原则，而是关于意义以及意义与经验主义物质关系的哲学论断。”32既然实证主义本身是哲学论断，那所谓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中的重要元素——客观性、理性如何在科学活动中产生作用呢？孔德当然想要这个理论显得很有理性、符合逻辑、具备分析性，但是以上的论述证明了实证主义的无理取闹。
因此，实证主义究竟是为科学概念打入了令其兴奋的鸡血，还是否认了科学概念本身具有的基本理智，亦或是让科学的合理性和自洽性全然丧失了呢？让科学在宗教和伦理面前失去理智不就是实证主义这一招的后果吗？虽然实证主义有很多败笔，但它对科学的概念，尤其是对普通人的科学观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影响的手段最普遍的可能便是通过教科书，而无知的老师和学子便成为了实证主义科学概念的受害者。
三、还魂之法
面对科学概念在历史中所遭遇到的各种‘操作’，科学的内涵和意义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被‘科技’或者其他政治需要和社会需要掏空或替代，原本保持谦卑的科学也消失在社会中。与此同时，不乏有很多还魂之术也在江湖中出现，有些矫枉过正，有些差之千里。
库恩提出建议说：“这个先前形成的、甚至由科学家们亲手描绘的科学形象，主要得自对已有科学成就的研究。这些成就被记录在经典著作中，更近期的则被记录在教科书中······我们在一些基本方面已经被教科书误导了······这些教科书似乎经常这样暗示：科学的内容是惟一地由书中各页所述的观察、定律、理论所呈现的。这些书几乎始终无例外地被理解为，科学方法只是由收集这些教科书资料所使用的各种操作技巧，连同把这些资料与教科书的理论概括联系起来所使用的逻辑运作，二者凑合在一起的结果而已。这样一种科学观大大影响了我们关于科学的本质及其发展的理解。”33
虽然库恩的科学范式和不可通约性（笔者不认同，由于篇幅所限不予论及）以及意会知识等学说颇具争议性，但是库恩以上的见解确实有其中的道理。不同科学派别的群体都想在社会中争夺科学概念的赋予权，还有更多的政客想利用其经过改造的科学概念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自然而然，想让社会接受“变样”的科学，最好的方法便是教科书。不过，无论是高举科学的万能，还是批判科学的有限，总要让社会知道科学概念需要在什么范围内被大家认识？科学概念如何正确的传递在社会中？
（一）承认客观历史
在不同的学问圈中各家各派都在进行着‘科学概念’的斗争，而主观性的事实便是：各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理论可以发扬光大，便不择手段地想要为科学下定义，以便于批评或攻击对方的立场。为了解决争端，我们不妨回到客观历史中，以便使自身可以直面科学概念在其中所呈现的面貌。
《达尔文的黑匣子》的作者迈克尔·贝希说到：“科学史家强调，科学产生于欧洲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在其宗教传统中，理性的上帝创造了一个合理的、易于理解的、由定律约束的宇宙。科学和宗教都期望世界能够永远按照一成不变的万有引力定律运转。”34科学似乎总是无法避免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它和宗教的有机性联结，虽然对科学存心不轨的学者总要尝试将两者分家，但是，近期的科学史研究自然而然地在朝向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还原方向发展，正如斯蒂芬·高克罗杰在“科学与现代性的形成”系列丛书的第一部著作中谈到的说法，首先他认为，现代科学事业并非源于基督教与自然哲学的分离，而是源于它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基督教在17世纪接管了自然哲学，规定了它的讨论事项，并以一种与任何其它科学文化相当不同的方式把它推向前进，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确立为以宗教形象构建起来的东西。”35哈里森认同这种说法，同时认为这种观点也就是在承认一个事实，即新科学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源自对自然哲学的再基督教化，而且新科学的合法性依赖于其与基督教的关系。
笔者认为，如果科学概念在客观的、可靠的历史中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和宗教无法分割的现状，那么理想再丰满、理论再高超科学家或者伪科学家都得尊重历史。就如霍伊卡所言：“尽管人们不时把一些唯物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信条当作从科学成果中得来的结论予以提出，但是这些做法，与我们某些祖辈要求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创立神学原则的做法相比，并不具有更多的合理性。”36然而，霍伊卡在《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这本书中一再表明，“与此相反的情形更有可能是真实的情形：科学更多地是某种宗教观念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37有很多学者谈论到科学时总不会饶过其中重要的要素——理性，但是科学概念中比理性更重要的莫过于事实了。尊重历史事实且接受才是科学概念中的根基要素吧！
即或说宗教在那些反对者眼里是‘反科学’的，那至少科学概念在客观历史中存在过，这个事实不可以因着反对者的喜好而被视之为存在或不存在，这样的做法和行为让理性的人看来一点也不‘理性’吧？
让科学概念处于与历史切断的状态中，自然是在一个毫无根基的沙土上建造高楼大厦，一旦遇到狂风暴雨结果可想而知。著名科学史家佩尔斯和撒士顿在《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的结尾语重心长地说，‘要是我们对科学的定义是根据科学发展史的话，它不会是如此的狭窄。在科学历史中从哥白尼到量子力学，科学一直都与形而上学和宗教问题结成了不解之缘。譬如牛顿公开地支持从科学中引申到宗教意义的立场（他称之为自然哲学），在他的General Scholium一书中他说：“根据事物的表现来引申到有关神的讨论是属于自然哲学的范围。”······我们从科学的发展史中清楚地看到科研与学术从来没有在哲学和宗教的真空领域中发展，基督信仰加上不同的哲学系统，是大部分西方科学传统的原动力、约束力和塑造者。’38论到科学与形而上学的有机性联结拉兹奇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知道，离开形而上学原则（如统一性原理），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39历史中所展现的对科学概念的陈述，无疑对科学的成长是一件好事，因为历史性的一面为科学提供了根基性的保障，防止在科学面临无底线的自大和傲慢时甚至被人们唾弃遗忘。
因此，科学家和社会必须接受一个铁定的历史事实，即历史中的科学概念和宗教的血缘关系。现代人应从历史先例的深井中汲水，如此，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就很难被实证主义者和其他否认宗教可对真正的科学作出贡献这立场的学者威胁和忽悠。
（二）接受诸般约束
无论是科学工作者还是基督徒都应该对科学概念抱有一种客观负责的态度，不轻易的对‘科学即真理’采取夸大武断的崇拜，也不随便的对‘科学即把戏’心存蔑视愚昧的唾弃。科学概念自身特性是有局限性的——理性的有限，客观性的有限，经验性的有限。这个客观事实是每个提及科学的人都要承认的，并且还要受到这个事实的约束。
有很多谦卑的科学学者在自己的求学生涯中不断的发现，科学发展史中的科学巨匠都要接受基督信仰和道义的约束，方能使科学在平稳健康的道路中进步。如果科研工作者不受到某种程度上的制约，后果轻则使科学概念走向狭隘化，重则将带来战争和死亡。
一些极端的科学家认为，科学概念必须是自然主义的，应该严格按照纯科学的方法去追求真理，甚至即便真理之书《圣经》有利于科学追寻真理之事（无论是字面性、间接性或是象征性的相关讯息），科学家也不应该使用《圣经》。
但是，这便产生了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如果说科学存在的目的就是探索追寻宇宙的真相，那为什么将科学限制在科学家所制定的自圆其说的框架中呢？就如拉兹奇所言：“假如科学的目的是了解世界的真理，只要我们理性地认定它们是合理的，就接受它们，那么，对这些真理的产生设置条条框框当然不利于真理的产生的。假如《圣经》确实不向我们展示有关经验主义的事实或正确的科学理论，那么，作为科学家，采取一种置若罔闻的态度又有什么意义呢？”40或许，一大部分科学家不想求助于《圣经》在很大程度上企图保留‘自然主义的科学’未来不受这种约束。然而，科学家这样的态度有违科学的基本精神，即对一切于探索真理有利的人事物都应该保持开放的精神。
反之，如果科学理论的证据更多的指向《圣经》的科学原则，作为科学家最起码要因着对科学证据的尊重谦卑下来，接受证据的约束。正如一位长时间作为无神论哲学家最后接受智能设计安东尼·弗柳一样，他持守正确的观念，我们必须‘跟随证据，不管它导向何处’41，不管它有什么宗教涵义或者符合《圣经》之类的倾向。退一步讲，若果它不正确，其他科学理论的意义会去否定它，但是它们没有。因此，接受各种约束对科学或者科学工作者而言有百益而无一害。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结语
让‘科学’还魂不单单是科学诸子百家的义务，也是受益于科学成果之人群的责任。放弃对科学概念的片面理解，追求对科学概念的全面认识，这是摆脱‘科学盲’症状的基本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科学概念在社会作用下的被动影响，并且学会发现科学概念在变化过程中的不变属性——对真理的探寻，至少在这个注重‘变’的时代，你对科学概念的认识不会走向盲从和迷信。换言之，科学的身份不是真理，乃是一个真理的寻求者，既是寻求者，必在真理之下无形中接受着真理的约束。科学若是接受真理的约束，那寻求科学的人也当接受真理的约束。
总而言之，身处于中国科学宣传下的大部分基督徒面对‘科学’这个话题时，需要有一种冷静且智慧的判断，因为‘科学’并不代表进化论，象征着无神论，标志着敌基督。相反的是，通过对科学概念的探讨，我们晓得‘科学’和基督教的关系并不像教科书教育的那样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因此，当务之急，基督徒需要做的不是闭门造车或者敌我不分，而是不断学习，通过对科学概念的认识，以及对其他相关科学资料的了解，形成一个符合真理的自然科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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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维基百科网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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