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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两个危险

译/张大军 在这个历史上的绝望时刻,我们面临着两个危险。 第一就是我们必须退出文化和属灵的战场,以忠于十字架的至尊地位。这一看法在强调我们的主要使命是传扬福音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不过它经不起检验,因为我们最后只能对自己传福音。 在美国的斯克普斯(Scopes) 审判之后,大部分基要主义者退出了艺术、公立教育和政治领域。他们对参与“属世的”追求感到不安。像德国的教会那样,许多人认为存在着两个领域,不过他们更将此一教义朝前推进步,说基督徒应将他或她的全部精力用于“属灵的”领域。 越过这一界限就是变得太“世俗”,太专注于会消逝的事务。这些年长的基要主义者在持守基督教核心信息方面是对的,但其教导基督信仰应该与文化及其建制隔绝则是错误的。因此,十字架尽管在信徒中被高举,却从世界中隐去。 第二个危险是,我们的社会/政治抱负过重,以至于我们的信息消失在文化冲突之中。教会总是面临着这样的试探:要么改造福音,要么让福音从属于特定的政治、哲学或文化议程。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基督徒会直面文化,但十字架却没有。所以,十字架还是隐蔽的。 亚克.艾鲁尔(Jacques Ellul)在其《对基督教的颠覆》一书中写道,“每一代人都认为他们发现了最终的真理······基督教变成了一个空瓶子,各个时代的文化将其填满了各种东西。” 令人遗憾的是,基督教的瓶子里充满了许多不同的想法。在早期教会史上,十字架被圣餐主义(这一观念是指,拯救是通过教会的礼仪施予的恩典)遮蔽。拯救不再是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却被降格为与教会合作的恩典。这个瓶子被倒空,然后填满了绝无可能将灵魂引到上帝面前的仪式。十字架成了挂在脖子上的装饰品,而不是改变心灵的管道。 作为启蒙运动的成果,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崛起于18世纪。它们坚称,宗教必须符合我们的理解。所有看似与我们的感受相反的东西都被清除掉。比如,奇迹被贬为与启蒙后的文化心态不合拍。独一神论者辩称上帝过于良善,不可能送人下地狱;而普救论者则认为人非常良善,不可能被送往地狱。 十字架变成了伤感的爱心的象征,而非基督借以流宝血让人与上帝和解的工具。 今天的基督教的瓶子常常塞满了心理学。自弗洛伊德以来,对宗教认信的需要被连根拔起。世俗心理学否认人从先前的某种不洁状态中堕落了。既然人没有堕落,他就不需要拯救,至少不需要上帝的拯救。拯救只与拥有良好的自我形象有关。 基督的十字架是人与自己疏离的象征;提醒人们要与他自己已经成为的那个样子和解。 新纪元运动将基督教与各种东方/神秘主义观念结合在了一起,彻底忽视了十字架。十字架最多只是自我意识的象征,提醒我们需要与我们之外的世界沟通。根据这一运动的理论,十字架没有羞辱我们,它将我们高举。 有些政治活动人士将基督教的瓶子填满政治改革战略。拯救似乎就是让保守派人士在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选举中获胜。尽管这可能很重要,我们必须须臾不能忘记,上帝既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民主党人。 当十字架被包裹在某一个政党的旗帜之中时,它总是会被扭曲或削弱。即使对那些经历过十字架大能的人来说,它也变成了人们所认为的更为紧急的事项的附属物。 我们必须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不过同时要与之保持距离,无论在哪里,都要与邪恶斗争,并鼓励良善。最终,拯救我们的不是投票箱;只有上帝能拯救我们。而十字架是上帝计划的核心。 只有当十字架独立无碍地矗立并不受其他宗教、哲学或政治意识形态的羁绊时,它才拥有自身的力量。路德的十字架有让罪人谦卑并拯救他们的能力。一个十字架将罪人带入上帝的国度;另一个十字架将他们带入摇摇欲坠的帝国。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既高举十字架,又参与到当今时代的文化和社会斗争之中呢 我们如何才能既避免修道院的错误,又避免焚烧墮胎诊所的宗教狂热份子的错误呢 在我们回答何为我们的优先关注事项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反思德国教会与我们自己的文化/政治斗争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一直以来,风暴的中心就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由来已久的冲突。自由传扬十字架的自由处于危险之中。摘自《希特勒的十字架》第十章·美国自身的隐匿的十字架·我们的两个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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