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15年元月2日，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83岁。一晃，母亲去世已经6周年了，可母亲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年轻时从没拍过照片。不知道母亲年轻时长得啥模样，漂亮不？小时候，我在外婆家的镜框里曾见过小姨妈大姑娘时拍的照片，粗长的辫子，鹅蛋型的脸庞，青春靓丽。照片是着色后放大的，镶满整个镜框，挺漂亮，典型的东方美人。当时我思忖：咋没我妈的照片呢？要是有，一定像小姨妈一样漂亮吧！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小时候就到我家当童养媳，外婆家怎会有我妈的照片呢！
而这张旧照片是1983年底我刚从部队退伍那年给母亲拍摄的，也是母亲生平第一次照相。上世纪80年代初还没有彩色相机，所以照片还是黑白的。按时间推算，那年，母亲才53岁。
53岁这个年龄，正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模样，而我母亲已显得很苍老。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母亲从来没有年轻过。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甚至幼稚地拿母亲与学校的年轻女老师作比较，总觉得母亲又老又土，作为老土的儿子，心里有点自卑。
母亲19岁生我大哥，在我大哥未满周岁时，我祖父就去世了。其时，三姑妈、小姑妈尚待字闺中。祖父是家中的顶梁柱，而祖母则是个小脚伶丁的家庭妇女，顶梁柱倒了，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压在了新婚燕尔的父母身上，从借米、借白布操办祖父的丧事开始，母亲便与父亲一起，成了支撑这个家庭的擎天柱。
接下来的岁月，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依次降临人间。就像燕巢里的稚鸟纷纷张着嘴巴嗷嗷待哺一样，家里人口多了，吃饭穿衣，养活他们便成了父母的头等大事。于是，父母便成了绕梁穿梭的燕子，辛勤地从外面衔回粮草，喂养着一大群孩子。
从我记事起，我家俨然是个手工作坊。摇麻绳、扎苕菷、纺棉纱、织土布。这些家庭副业，父母一直劳作到六个子女全部成家后，方才罢手。在那个年代，交通没有现在这样便捷，织布的棉纱是从邻县的袁家桥一担担挑回家的，织成布后再一匹匹挑回袁家桥，往返四五十公里，肩上压着重担，尽靠两脚丈量，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在人民公社的集体年代，白天要到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纺纱织布只能起早摸黑偷偷地干。农忙时，队里要出早工开夜工，天还未亮透，母亲已下地干活了。中午回家吃饭的一丁点空隙也要充分利用，赶紧坐上铁木织机抢织几梭。晚上收工后，全家各自分工，纺纱的纺纱，织布的织布，而我还算不上劳力，只能做些搓棉条的辅助活。
母亲还是生产队里的妇女队长。队长，意味着身先士卒，而母亲是个当之无愧的“女强人”。无论岔田、挑担，还是拔秧、插秧，巾帼不让须眉。母亲在族中辈份长尊，除了“队长”一职，她还是大家伙口中的“叔婆”，最低称呼乃至“嫂子”。村风好不好，齐看张家嫂。因此，母亲在妇女姐妹中威望颇高，可谓一呼百应。打谷场上，脫粒、扬谷、筛种等主要农活，母亲都能独挡一面，卓尔超群。母亲还有一个接脱臼的绝活，村里谁家的孩子，谁家的大人不小心手臂脱臼了，疼的哇哇叫，患者一到，母亲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一手拉着脱臼者的手臂，另一手轻轻往上一推，口中说声“好了”，脱臼者甩甩手，立即不疼了。母亲还是村里的“老娘舅”，东家长，西家短的烦心事，只要母亲一出面，全都搞定。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大哥、二哥、姐姐个个都是插秧能手，劳动标兵。兄妹仨人经常参加公社或大队组织的劳动竞赛，为队里和家庭争得荣誉。二哥22岁时被大伙推选为生产队队长。这种“一门二将”的格局，在全公社的所有生产队中，可谓绝无仅有。为此，我常常引以为荣。
无论农忙还是农闲，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母亲总有干不完的活，操不完的心。每当夜深入静的时候，母亲便在煤油灯下，补那些总也补不完的衣裳，纳那些总也纳不完的鞋底，纺那些总也纺不完的棉纱，织那些总也织不完的纱布。常常我一觉醒来，看见母亲仍坐在昏暗的油灯前做着针线活。母亲低着头，躬着身，豆大的灯火照在母亲早生的白发上，我的心底不禁泛起阵阵酸楚！
母亲一辈子为了拉扯6个孩子长大，吃尽了千辛万苦。她与父亲一起几乎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没穿过一件崭新衣服，没吃过一顿象样的饭菜。数十年如一日，勒紧裤带，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都花在了儿女们身上。上世纪60年代，看着儿女日渐增多，父母四处借贷，把三间破败的茅屋翻建一新。70年代中后期，大哥、二哥相继结婚，又新建了四间新瓦房。到了80年代，老三、老四分别长大成人，又建造了四间小楼房。这对于一个靠天吃饭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何等的不易啊！母亲一辈子都在为儿女们操劳，您为儿女几乎操碎了心！
这些点点滴滴的记忆，都是母亲留给我的深刻印象。母亲的容颜，虽然因常年累月的辛勤操劳而显得很苍老。但当我细细端详这张已经泛黄的旧照片时，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母亲当年戴着红盖头嫁给我父亲时那个美丽的倩影。
本文原载江阴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