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作者
按：本文刊《文史哲》，1996年第2期，第39—45页。后收录于董先生《两汉文献与两汉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并加副标题“兼论《吕》书引《诗》与汉四家诗的异同”。引用时请以《两汉文献与两汉文学》为准。
内容提要：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于“诗三百”若干篇的作者和创作背景、于孔子师徒并惠施言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书中引诗表明，在秦并六国之前一段时间，人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而各家学术思想正逐渐趋向合流。《吕氏春秋》引诗文字与汉人“四家诗”传本均有较多差异，而与战国其它文献引诗出入不大，很可能有相对稳定的“古本”作依据。作者对于逸诗的征引和推重，说明直到战国之末，儒家之三百篇传本依然未能在其它诸家习诗者那里被定于一尊。
在先秦子书中，《吕氏春秋》可能是唯一可以比较准确考知成书年代的一部。其《序意》篇有云：“岁在涒滩……良人问《十二纪》。”《序意》篇带有全书后序的性质。“岁在涒滩”指的是秦王政六年（庚申岁），即元前241年①，可见《吕氏春秋》当成于是年或稍前。又，《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布（《吕氏春秋》）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今按此事必发生于吕氏权位至高、气焰极盛之际。考秦王政元年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家憧万人”；至九年嫪毐事发，则权势一落千丈。准此，《吕》书完成时间亦必在元前246年至元前238年之间；所记正与《序意》之语相合。那么《吕氏春秋》实写定于秦王政即位后的数年之内，下距始皇兼并六国，仅不过二十年左右②。
《吕氏春秋》卷峡浩大，内容繁富，收罗极广；而且由于编撰者认真不苟，持论郑重，所载“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相当真实可信，客观上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和学术史资料。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其书撰著于吕不韦众多门客之手，虽有主导的思想倾向，学术上却并不拘守于某一派别。自汉以后，《吕氏春秋》被许多文献目录列为“杂家”一类，《汉书·艺文志》谓其“兼儒墨，合名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是书裒合群言，大抵儒者十之八九，参以道家墨家之近理者十之一二”，如是等等。这使得此书所载史料不仅带有兼容并包的特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它各家子书所载的不足。
《吕氏春秋》论诗引诗文字计约二十余条，数量远不及儒家《孟》、《荀》或《礼记》为多；然而，书中对古诗作者的论列，对某些诗义的诊解，时有可供参酌之处；而作者援诗明理、引诗证事的实践，亦颇有助于认识秦并六国前后一段历史时期“诗三百”流传的真貌。兹就此试作考察和分析，企盼得到教正。
01
往古茫远而载述有缺，有关“诗三百”各篇作者及其创作背景，迄今所知极少，仅有的一点资料也多为汉人所记。因此，《吕氏春秋》下列几条记载，虽颇简略且有传说成分，似亦不可忽视。
其一，《古乐》（以下引《吕氏春秋》只列篇名）篇云：“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文中引诗见《大雅·文王》首章。这里肯定《文王》一诗的作者是文王子、武王弟的周公旦，而且断言诗作于“文王处岐”、“殷可伐”而未伐之际；所论未见于先秦其它文献，却与诗中表现的思想、气度、语气能够大体相合，值得注意。今按《汉书·翼奉传》载，西汉元帝之初，治齐诗的经学家翼奉，曾于上疏中有云：“周至成王……王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犹作诗书深戒成王……其诗则曰：‘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疏中引诗见《大雅·文王》第六章。可见翼奉同样以《文王》一诗出自周公旦，“周公作《文王》”应是战国至西汉间流行的一个成说。至于翼奉以其诗为“戒成王”之作，则把成诗时间下推到周公摄行政当国以后，所言又与《吕氏春秋》小有差异。又按，郑康成《毛诗传笺》于《文王》之第五章“王之荩臣，无念尔祖”二句下有注云：“今王之进用臣，当念女（汝）祖之法。王，斥成王。”似亦以《文王》诗作于成王时，或用翼奉之说。录以备考。
其二，《古乐》篇：“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按“大武”，一称“武”，原有诗，有乐，有舞。“大武”舞及乐，屡见于《左传》、《论语》、《荀子》、《周礼》、《礼记》等先秦古籍的记载③；而《大武》一诗六章，实即今本《诗经·周颂》中的《我将》、《武》、《赉》、《般》、《酌》、《桓》六首（参用高亨先生说，见所著《周颂考释》）。
《左传·宣公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颂》……又作《武》。”是以《武》诗为武王自作，成于“克商”之后；《庄子·天下》言：“文王有《辟雍》之乐，武王、周公作《武》。”以《大武》为武王、周公所共作。《吕氏春秋》这里提出了“武王命周公作《大武》”的新说，且谓诗作于“克敌于牧野”、“荐俘馘于京室”（献俘虏与斩获于太庙）之后这一特定时间，与《左》、《庄》所记相通而又有不同。就今本《诗经》看，《我将》等六诗的内容，主要是叙述武王灭殷之赫赫大功，表达远征胜利的喜悦，歌颂四方安定的太平气象，谓作于灭殷、祭庙之后似无不可；而六诗中屡见“於皇武王”、“嗣武受之”、“桓桓武王”之类的句子，显然就非武王的语气，而以把作者归为周公较为合理了。
其三，《音初》篇：“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这是一则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而非信史，但却曲折反映了对于诗的如下认识：一、十五国风中的《周南》、《召南》，系周公所采之风诗；二、《周南》、《召南》是在“南音”基础上创作而成；三、“南音”是一种具有鲜明地方特征的曲调或乐歌。
《诗经》中的“二南”，是否应有别于风、雅、颂而另为独立之一体？自宋以来一直存在争论。然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分明把《周南》、《召南》与其它诸国风诗并列；郑玄《诗谱序》也直接说：“风有《周南》、《召南》。”都显然未把“二南”划为“国风”之外。《吕氏春秋》所谓“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是着眼于产生过程，指明“二南”实即周、召两公所采之“风诗”。此与《左传》、郑玄所论相一致。
所谓“南音”，指的是流行于南国的曲调或乐歌。《音初》“见涂山之女”句下，高诱注称：“涂山，在九回，近当涂也。”“九回”，不详所处；清人毕沅以为系“九江”之误（见《吕氏春秋校正》），准此，则其地或为淮水以南、淝水流域。那么《诗经》中“二南”诸作的产生地，西约至江、汉及汝水之滨，而向东则可达于今皖南一带。
“候人兮猗”是一首简古而富于原始风味的短歌，而“兮”、“猗”两个用于诗尾的表声字，正突出、鲜明地表现了这首短歌的地方特征，显示了“南音”与“二南”创作之间前后相承的联系，为人们研究“二南”风格的形成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
其四，《慎人》篇：“其（指舜）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悦）。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见尽有之也。”引诗见《小雅·北山》篇二章。按《毛诗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所解诗之题旨近是。然而《吕氏春秋》以《北山》为舜自作，颇与《毛诗序》不同。又按《孟子·万章上》载孟子弟子咸丘蒙引《北山》诗“普天之下”四句，接下有问道：“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叟之非臣何如？”《韩非子·忠孝》篇亦引《北山》诗“普天之下”四句，接下有论云：“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北山》诗“莫非王土”、“莫非王臣”原系泛言，若以作者为幽王大夫，则何必独提出“瞽叟之非臣”、“舜臣其君、臣其父”之类的问题呢？显然咸丘蒙、韩非发问和申论的前提，正是以《北山》一诗的作者就是舜自己④。由此可见，舜作《北山》，可能是战国时代流行很广的一个传说，而《吕氏春秋》第一次为此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02
《吕氏春秋》又保存了孔子与子贡以及惠施言诗的若干资料，值得一并略作评析。
《先己》篇：“诗曰：‘执髻如组’。孔子曰：‘审此言也可以为天下。’子贡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谓其躁也，谓其为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圣人组修于身而成文于天下矣！”“执辔如组”（手持马缰绳就如编织中的丝线一般），见于《诗·邺风·简兮》，是形容“万舞”表演者之勇武和技艺娴熟（《郑风·大叔于田》也有“执辔如组”一句，系形容一位猎者，取义相仿）。子贡似直接申释“执辔”二字，在他看来，“为天下”不能视如驾驭奔马。因而有“何其躁（急躁）也”之疑；孔子则着重发挥“如组”的蕴义，于是以“编织丝线能成美丽的布帛”喻指圣人修养自身终可经纬天下。
又《求人》篇引孔子曰：“‘职竞惟人’，子产一称而郑国免。”“职竞惟人（国之强惟在得人）”，见于《诗·大雅·抑》之二章，原意是劝告周王重用贤者（《毛传》：“《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孔子引以称颂子产，赞扬他于大国争霸斗争中维护郑国独立和安全的重要作用。
在春秋战国间诗三百的传播史上，孔子无疑起到过有关键意义的特殊作用。他熟悉并推重三百篇，以其教授弟子，大力提倡诗教，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孔子称诗论诗的意见，主要见载于《论语》，《左传》、《礼记》等书亦屡有孔子引诗论人论事的资料。《吕氏春秋》所记孔子与子贡的解诗，都着眼于诗的比喻义、象征义，并且极力强调诗的道德伦理功能和政治作用，与《论语》等书中孔子师生言诗的基本精神相符。至于对郑子产，《论语》中孔子一称他“有君子之道四”（《公冶长》），再称他“惠人也”（《宪问》）；对照《吕》书记载，同样彼此基本精神相符。那么上述孔子与子贡之言诗，为进一步探讨孔门诗观和文学观，又提供了新的材料、新的佐证。
《不屈》篇另载惠施与白圭的一次辩论。白圭埋怨惠施初次见面就多言逞辩，因比之为“有大甚者”的“新妇”；惠施不以为然，引诗作答云：“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君子之德长且大者则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岂待久哉？何事比我于新妇乎？诗岂曰‘恺梯新妇’哉！”引诗见《大雅·泂酌》首章。据《载驱》篇《毛传》的解释，“恺悌”原义为平易，即和乐近人的意思；惠施释“恺”为大，释“悌”为长，不是取字之本义、常见义，而是用假借义、罕见义。惠施又借诗“民之父母”一句恣意引申、发挥，离诗之本来内容就相去更远，多有“苛察缴绕”的意味。
惠施是战国中期名家重要代表，《荀子·解蔽》称：“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多舛，其言也不中。”从《吕氏春秋》上述记载看，惠施对于诗的训诂和申说，同样有其“辩者”之风。惠施的著作，除保留在《庄子·天下》篇中几条结论式的命题以外都已无存；《不屈》篇所记，为今人保存了名家言诗之有趣和值得珍贵的资料。事实证明，在战国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各家不仅对三百篇的态度不尽相同，而且在诗篇的释义、甚至文字训诂上，往往也是各持其说、并不一致的。
03
清人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中称《吕氏春秋》“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其持论颇为不苟”，并由此指出《吕》书有“多引六艺之文”的特点。统计表明，在战国诸子著作中，除儒家《孟子》、《荀子》以外，《吕氏春秋》是引诗最多的一家。这显示了《吕》书与战国诗学发展的重要关系。
《吕氏春秋》中的引诗，略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引用诗文以评论人物。比如，《重言》篇叙述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听而好遮”（不听政而喜好谜语），听了成公贾的谏劝，终于奋发图强，一鸣惊人；作者遂引诗《邶风·旄丘》以作评价：“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意思说为何久久不行动，定有缘由在其中；为何安居不外出，定有伙伴来相助。再比如，《行论》篇叙述周文王，既对纣王滥杀贤德之士深为悲伤，“流涕而咨之”，却又认为“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不敢有叛于君；于是天下都以文王是“畏上而哀下”的人。作者遂引诗《大雅·大明》以作评价：“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意思说，就是这位文王，多么谨慎恭敬；心地光明侍奉上帝，得到福佑其多无比。
第二种是引用诗文以说明问题、阐释事理。比如，《务本》篇论的是“公”与“私”的关系，即为臣者必须奉其“公”而得其“私”。文章认为，古代三王之臣先有大功于国，才自然收到“名无不荣，实无不安”的个人之利；于是作者引用了诗《小雅·大田》：“有晻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四句，以形象比喻说明“能以公”则必“及其私”的道理。又比如，《报更》篇记述了春秋时期晋卿赵盾食翳桑饿人而得免灵公甲兵之难的故事，藉以说明施德于士的重要和必要。作者引诗《周南·兔罝》“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勇武之士是公侯御敌的干城），又引诗《大雅·文王》“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文王贤士多又多，是以去患得安宁），也起到了突出和渲染“人主胡可以不务哀士”题旨的作用。
第三种是记载前人之赋诗、诵诗史料。比如，《求人》篇记述了春秋时期子产赋诗以止晋攻郑的故事。晋欲袭郑，派叔向到郑国打探虚实，子产为之赋《郑风·寨裳》：“子惠思我，赛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寨裳》原是一首男女言情的民歌，子产藉以表示于叔向的，却是一种政治姿态：“欢迎晋国前来修好；若来进攻，则郑将联合别国以抗晋。”于是叔向认识到“不可攻也”，晋国也随之停止了袭郑的计划。又比如，《知分》篇记述了春秋时期齐国晏婴诵诗以明“不与崔杼盟”的故事。崔杼献庄公立景公，又强劫诸大夫盟誓；晏婴却不惧刀兵威胁，拒不相从，慨然赋诗《大雅·旱麓》之卒章以明其志：“莫莫葛藟，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原诗本义是赞颂君子之人的祭神而得福，晏婴则用以表明求福不可走邪道，显示一种“以义为之决而安处之”的决心和态度。这使得崔杼最终只好“罢兵而去”。
以上三类引诗中，第一种引诗评论人物和第二种引诗说明问题、阐释事理，都无疑是为了借助于征引诗文，以增加论说的权威性、合理性，从而使得对人物的评论、对问题的说明或对事理的阐释更加易于为人们所认可、所信从（第三种记前人赋诗、诵诗，虽属保存史料，客观上亦不无宣扬“诗三百”政治作用的意义），这就可以看出，一方面，《吕氏春秋》的作者对待诗的基本态度不是贬斥、不是漠视，而是极大的尊崇和推重；另一方面，则也证明了在战国末期秦并六国前后一段时间，“诗三百”不仅在社会上流传甚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已经接受了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
“诗三百”编成于春秋中叶，至战国之末，传世已历三百多年。春秋之际盛行于上层社会的赋诗之风，促进了诗的广泛流布。进入战国，赋诗之风消失；而由于孔子（活动于春秋之末）强调诗的道德伦理功能和政治作用，孔门弟子和后学积极习诗、传诗，以及孟子援诗以明仁义、荀子称诗以论礼等，“诗三百”遂成为儒家推重的重要经典之一；“以诗为经”的基本观念，也就贯串于《孟子》、《荀子》、《礼记》等儒家著作。战国中后期之《庄子》、《商君书》、《韩非子》摒斥和反对“诗三百”，从反面证明儒家之诗观实已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吕氏春秋》引诗以论人、称诗以明理，则从正面表明儒家“以诗为经”观念的影响正更加广泛。
这里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如上所说，《吕氏春秋》号为杂家，所收文章在学术上并不属于同一派别。就其论诗引诗诸篇而论，如《古乐》、《音初》重视“歌乐之统”，《爱士》宣扬“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慎人》论君子修己待时等，都当出自儒家后学之手；而《务本》云，“欲荣而愈辱，欲安而益危”，与《老子》的“知荣守辱”说相近，《重言》云，“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推许詹何、田子方、老耽等人，又似俱成于道家之手；另外，《行论》论人主之政必与“时’，“势”相应，不无阴阳家意味；《报更》盛言张仪、淳于鬓等“善说者”，有纵横家成分；《安死》发挥节葬思想，显系墨家所为；如此等等。可见，在战国之末，除儒门自家以外，道、墨、阴阳、纵横等家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以诗为经”观念的影响。这种现象的产生，固然与吕不韦个人的政治需要和主观作用有关，但也毕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在当时天下趋于一统的大背景下，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己由春秋以来相互争鸣的态势而逐渐走向合流。
04
《吕氏春秋》中所引三百篇文字，与今本《诗经》（毛诗）存在差异，与汉代流传的“三家诗”亦有很多不同。兹就此略作核查、比较，结果如下⑤：
一、《吕氏春秋》引诗与《毛诗》诗文相同，而与“三家诗”诗文有所不同者，计一条，即《报更》篇引《周南·兔罝》首章二句（诗文已引见上节），《韩诗》“赳”作“纠”。
二、《吕氏春秋》引诗与《毛诗》诗文不同，而与“三家诗”诗文相同者，计一条，即《慎人》篇引《小雅·北山》二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毛诗》“普”作“溥”，“三家诗”作“普”。
三、《吕氏春秋》引诗与《毛诗》诗文相同，亦同于“三家诗”，或于“三家诗”无征者，计五条：
《先己》篇引《曹风·鸤鸠》三章：“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引诗俱与《毛诗》同，“三家诗”无征。
《先己》篇引《邶风·简兮》二章：“执髻如组”（此句又见《郑风·大叔于田》首章），四字与《毛诗》同，“三家诗”无征。
《安死》篇引《小雅·小吴》卒章：“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四句与《毛诗》同，“三家诗”无征。
《报更》篇引《大雅·文王》三章：“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二句与《毛诗》同，与《齐诗》、《韩诗》亦同。
《求人》篇引《郑风·寨裳》二章（诗文已引见上节），四句与《毛诗》同，“三家诗”无征。
四、《吕氏春秋》引诗与《毛诗》诗文不同，与“三家诗”诗文亦不同，或于“三家诗”无征者，计八条：
《务本》篇引《小雅·大田》三章（诗文已引见上节），《毛诗》“晻”作“渰”，“凄”作“萋”，“兴云”作“兴雨”；《齐诗》“晻”作“黤”；《韩诗》“晻”作“弇”。
《务本》篇引《大雅·大明》七章：“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毛诗》“汝”作“女”；《齐诗》“无”作“毋”，“贰”作“二”。
《慎大》篇引《小稚·小星》六章：“若临深渊，若履薄冰。”《毛诗》“若”作“如”；“三家诗”无征。
《重言》篇旨《邶风·旄丘》二章（诗文已引见上节），《毛诗》前两句与后两句互倒，“三家诗”亦互倒；《齐诗》又“以”作“似”。
《不屈》篇引《大雅·泂酌》首章：“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毛诗》“恺梯”作“岂弟”，《齐诗》作“凯弟”；《鲁诗》、《韩诗》作“恺悌”，与《吕氏春秋》引诗同。
《知分》篇引《大雅·旱麓》卒章（诗文已引见上节）；《毛诗》“延”作“施”，“凯”作“岂”；《韩诗》“凯”作“恺”，“弟”作“悌”。
《行论》篇引《大雅·大明》三章（诗文已引见上节）；《毛诗》“惟”作“维”，《齐诗》作“惟”、亦作“唯”；《齐诗》又“聿”作“允”。
《求人》篇引《大雅·抑》二章：“无竞惟人”，《毛诗》“惟”作“维”；《鲁诗》作“惟”，亦作“伊”。
以上四种情况表明，汉代流传的《诗经》传本，不论是古文经学的《毛诗》，还是今文经学的《齐诗》、《鲁诗》、《韩诗》，与《吕氏春秋》引诗相对照，文字都已有了较多的变化。由此可见，《吕氏春秋》引诗所依据的，是三百篇的“古本”，即流传于秦火以前的战国末期传本；“古本”与汉代“四家诗”之间，从整体看，应该存在着前后传承的关系，然而，前者显然又不是后者任何一家（毛诗或齐、鲁、韩诗）直接的祖本。
问题是，《吕氏春秋》引诗与汉代“四家诗”之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字差异特多的现象呢？
从《吕氏春秋》方面检查，其中引诗与战国其它文献中的引诗相比，彼此间出入似并不很大。比如《孟子·滕文公上》引《大雅·大田》二句、《万章上》引《小雅·北山》四句，《荀子·富国》引《曹风·鸤鸠》四句、《臣道》引《小雅·小旻》七句、《礼论》引《大雅·泂酌》二句、《君子》引《小雅·北山》四句，《管子·轻重丁》引《大雅·泂酌》二句，《战国策·东周策》引《小雅·北山》四句等，均与《吕氏春秋》完全一致；仅有《荀子·臣道》引《小稚·小旻》七句中的二句，《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引《大雅·旱麓》四句、《外上六》引《大雅。大明》四句等三处，与《吕》书引诗不同。这表明，《吕氏春秋》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或者说很可能是有相对稳定的“古本”作依据的。
显然，问题主要就产生于汉初传诗的特定方式了，《汉书·艺文志》：“（诗）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传诗“以其讽诵”，未尝不是三百篇遭秦火以后的某种幸运；诗歌的便于记忆、讽诵，毕竟更易于流布于世。然而“不必借竹帛而传”，客观上却也造成了传诗中的一定随意性。传诗者记忆的差错、受诗者语言的误辨等等，均属在所难免。另外，诗多达三百多篇，个人通治全经并非易事。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云，建元年间，邹鲁梁赵诸传经“先师”，“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⑥。武帝之际尚且如此，西汉初年亦难避免传诗者“不能独尽其经”的现象。这也增加了三百篇传授过程中的某种混乱性。
05
《吕氏春秋》全部引诗中，有四条是不见于今本《诗经》的逸诗，值得单独作一些讨论。
《爱士》篇记载秦穆公对误食骏马的“野人”给予宽恕从而在韩原之战中得到回报的故事，作者引诗作评道：“此诗之所谓‘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统辖君子，要示以严正，使其能以德奉上；统辖贱民，要施以宽厚，使其肯于竭诚效力。）高诱注以上四句云：“此逸诗也。”然而近人范耕研提出怀疑：“此四句句法不似诗，恐是诗序之类，古人亦概谓之诗也。”⑦。从“句法”衡量是否为诗，实在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而“诗
序”之作，肇自汉代；今存先秦文献，尚未见到任何此种著作或有关记载。况且，所引第二句“德”字、第四句“力”字，同属古韵之部，那么四句分明不是散文而是韵语。可见，“诗序”之说未必可从。
《权勋》篇记载赤章蔓枝（人名）引“诗云‘唯则定国’（只有行为遵循准则才能安定国家）”，以劝谏厹繇国君，不要相信智伯的骗局而轻举妄动。“唯则定国”一句，又见《左传·襄公九年》秦大夫公孙枝所引，当为流传较早、较广的逸诗。
《行论》篇记载燕王采纳凡繇建议，向齐王示以卑弱而后一举败齐的故事，作者引诗作评道：“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踏之，必高举之。’（要想把它毁掉，就要加重其负累；要想让它跌跤，就要把它举得高高。）”⑧高诱注：“诗，逸诗也。”按四句逸诗“毁”、“累”同属齐部为韵，“踏”（为之部）、“举”（为鱼部）合韵亦可通押。
《原乱》篇云：“‘毋过乱门’，所以远之也。”意思说，不要从动乱者的门前走，这是远离祸乱的办法。“毋过乱门”，高诱注：“逸诗也。”按《左传·昭公十九年》：“谚曰：‘无过乱门’。”又《昭公二十二年》：“人有言曰：‘唯乱门之无过’。”可证此诗亦流传较早、较远。但《左传》作“谚曰”，与《吕氏春秋》有异。其实，“谚”也往往是一种韵语。《说文·言部》：“谚，常言也”。而部分三百篇以外的逸诗，既与乐、舞久相脱离，其为人们所熟悉、所习于引用的某些断章零句，未尝不也是“传世之常言”。如此，则“逸诗”与“谚”之间也就并无什么不可逾越的界限了。
以上四篇对逸诗的引用，或用作论事的根据，或以作某种行为的准则，同样都是为了藉以增加论说的权威性、合理性；对于逸诗，《吕氏春秋》作者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尊崇和推重。《吕氏春秋》作者在对待三百篇和逸诗两者的根本态度上，显然并无二致。
战国期间，在三百篇广泛流传的同时，相当一部分逸诗也不断为世人所熟知、所习用，《孟子》、《荀子》、《周礼》、《仪礼》、《礼记》、《墨子》、《庄子》、《管子》、《韩非子》、《战国策》等文献，都于此提供了证明。然而统计表明，战国儒家著作引诗中，所引逸诗比率一般低于儒家以外的文献。比如《孟子》引诗三十七条，其中逸诗一条，占三十七分之一；《荀子》引诗一百零七条，其中逸诗七条，约占十五分之一；“三礼”引诗共二百零八条，其中逸诗二十二条，占十分之一稍强；而《墨子》引诗十二条，逸诗三条。占四分之一；《战国策》引诗七条，逸诗三条，占二分之一弱。⑨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可能是在于儒家习诗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传本，而其它各家习诗则与儒家有所不同，或者对儒家三百篇的传本并不给予重视。《吕氏春秋》引诗二十条，其中逸诗四条，所占比率为五分之一。这再次证明，直到秦并六国前夕的战国之末，尽管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已广，然而，儒家之三百篇的传本，却依然未能在其它各家习诗者那里被定于一尊。
及至刘汉立国以后，设诗之经学博士，规范诗的传本，诗三百零五篇成为王朝之经、天下之经，此外逸诗遂极少流传。今人逮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两汉逸诗计六条，其中《史记·商君列传》一条实为先秦隐士赵良所引，《说苑·尊贤》一条实为战国“邹子说梁王”之语；此外只有《汉书·武帝纪》引两条，《周礼·春官》郑玄注引一条，《后汉书·杨李翟应霍爱徐列传》载杨终引一条，共不过四条而已。这与《吕氏春秋》及其以前一个历史阶段逸诗流传的情况，就不可同年而语了。
注释：
①参用清人孙星衍说，见所著《问字堂集·太阴考》。
②今人或根据司马迁说过：“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史记·太史公自序》）认为《吕氏春秋》“八览”部分当完成于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之后（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附录《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尚可进一步研究。
③参见拙著《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452至454页。
④陈奇猷先生已揭此说，参见《吕氏春秋校释》第807页。
⑤本文所用《吕氏春秋》引诗文字。悉依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吕氏春秋校释》据毕沉《吕氏春秋校正》本；所用《毛诗》文字，依阮刻《十三经注疏》本；所用“三家诗”文字，依王先谦说，见《诗三家义集疏》（虚受堂刊本）。
⑥参见《汉书·楚元王传》。
⑦转引自《吕氏春秋》第463页。
⑧“重累”或解为“重叠”。似于义难通。按下文“累矣而不毁，举矣而不踣”，两句句式相同，“累”与“举”相对言，可见“重累”不应视为一词；高诱注：“累之重乃易毁也。”似亦以“重累”为“加重负累”之意。
⑨参见《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中《关于战国时期“诗三百”的流传》一文。
